给屈原故里的诸多地名插上翅膀

　　我是屈原故里秭归的一名老文化工作者，算个小小的草根业余作者。如果把退休年龄计算在内，17岁参加工作，在秭归工作、生活了66年，除早年做过10年银行工作、5年共青团工作外，其余50余年没有脱离过“文化”二字。曾主编《秭归县志》，参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理大辞典》，另有《屈原传》、《整治三峡航道的奇人——李本忠》等100多万字的著作行世。

　　2016年秋末冬初，我的同事胡开寸应聘编纂《秭归县地名志》，同时拟编一本《秭归地名故事大观》，与《地名志》构成姊妹篇，约我写点地名故事。其时我已八十有三，即将跨进“阎王不接自己去”的门槛。且身患癌症，手术、化疗之后身体异常虚弱，130多斤的体重瘦的不足90斤。坐班已无可能，下乡调查、采访挪不动脚，能写出几篇管用的地名故事吗？但我这人有个怪癖，脑子里爱琢磨点事儿，与其得个老年痴呆症，在折磨和痛苦中死去，不如趴在书案上归天痛快。用一首感叹自己身世的七律的尾联“年光过尽终难悟，一任他人论是非”画个像，真还有点怪样。

　　我一口应了下来，打开记忆仓库的大门。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秭归人，足迹遍及秭归的山山水水。80多年的人生经历，数十年的生活积累，将我去过的地方一一进行盘点，一种激情油然而生，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许许多多的地名，像亲人一样向我招手，呼我重新认识它们。有的地名因形取义，如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有的因物定名，如凤凰山、夔龙山；有的因人冠名，如屈原沱、幺姑沱；有的因同姓聚居名地，如蔡家坡、陈家坝，等等。许多地名里都附着一个故事，或一个可供加工的梗概，一个点亮明灯的火种，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由此使我想到：伟大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无疑是由上层的高雅文化、中层的地域文化、底层的通俗文化所构成。金字塔建筑在坚实的大地上，根基才会牢固，巍然屹立，风雨不摧。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地名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劳动人民的创造结晶，千万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给弄丢了。挖掘整理地名故事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再不动手就迟了。我虽然年龄太大，有体力不支、力不从心的不利条件，也有生活厚实、积累丰富的有利因素。我尝试着写了几个故事，谁知一发而不可收，在不会使用电脑、手指僵硬变形，几乎握不住笔的情况下，一笔一画，每天以500—1000字的速度，一口气加工整理出50多个故事，近30万字。写作过程笨得令人可笑：每晚睡在床上打好腹稿，早餐后偕老伴上街散步、买菜边走边想，回家后把腹稿抢记下来，下午边改边抄，落在稿纸上。

　　成稿的50多个故事，我最看重、最下力的是几组系列故事。即：以《屈原沱》、《幺姑沱》为代表的屈原传说系列；以《新滩》、《泄滩》为代表的西陵峡滩险系列；以《丹阳城》、《楚王城》为代表的古城系列；以《向王山》、《陈家坡》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和苏区英烈斗争壮举系列。这几组故事较好地凸显了秭归的地域特色，是秭归地名故事的精髓。

　
王建强在查阅地名资料。（摄影：向德才）

　　秭归地处三峡腹地，境内崇山林立，长江横贯全境，县内溪河密布，俗称“八山半水一分半田”。明清两代《归州志》的《俗尚》篇都有如下记载：“州人耕读渔樵者相半。农勤耕耨，士尚学行。近水之民，渔能操舟；居乡之民，刀耕火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吃山族”和“吃水族”，许多地名故事充满了“山味”和“水味”。新滩的滩子、桡工、纤夫、驾长，成为三峡乃至长江航线的佼佼者而载诸史册。西陵峡里的故事令人惊心动魄，黄魔滩和九龙奔江的故事鬼哭神惊。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第一个故事的写作过程。

　　三峡工程进入关键性的施工阶段，库区文物清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99年1月23日，由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秭归县文物局和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在江南郭家坝镇的楚王城东门头遗址，奇迹般的发现了一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太阳人石碑及鹅卵石摆塑龙。消息传开，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称这一发现是中华史前文明的见证，秭归先民的智慧结晶。石碑被誉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先后奉调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北京奥运会首都博物馆、上海市博会中国馆展出，中外宾客驻足观赏者数以万计，无不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翘起大拇指。

　　石碑和摆塑龙都是人为，不是自然造化和自然灾害湮埋，里面一定有故事，只是那故事和石碑、摆塑龙一道埋在地下，石碑和摆塑龙出土了，故事未被挖掘出来。其时我已退休多年，不在清理现场。事后经与文化部门的同事交谈，他们对我毫不保留，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介绍当地一位老人说，石碑与屈原有关。总算有了一点进展，但凭这么一句无头无尾的话，断定石碑与屈原有关，似乎有点玄。考古工作者提出另一个见解：石碑会不会与屈原《九歌》的《东君》篇有点联系，会不会是引发屈原写作《东君》的诱因？一句话提醒了我，使我再次去拜读《九歌·东君》，发觉屈原笔下的日神东君，真还有点太阳人的影子。

　　勤劳朴实的秭归先民，几千年前便信仰太阳，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的生活，创造了这座神奇的太阳人石碑，当图腾一样供奉祭祀，在秭归建立了一个归国。不料遭谗人诬陷，说归国人不祀奉商王的始祖殷契，而向一个石头人顶礼膜拜，意欲何为？商王盛怒之下，一举南下灭掉归国，追缴太阳人石碑。归国人不忍石碑落入商王之手，将石碑转移至夔子城，不料再遭诬陷，被楚成王派大军灭掉夔子国。石碑从江北转移至江南，落在背井离乡的夔子后裔手里，再也传不下去，便想法埋在地下，希望有一天能重见天日，洗雪沉冤。

　　古夔城香溪和东门头一江之隔，是著名的古丹阳渡。夔城耆老介绍说，屈原青少年时代曾去瞻仰过古丹阳遗址和楚王城，东门头是必经之地，邂逅那位湮埋太阳人石碑的老人是可能的，协助老人湮埋并写出《东君》祭歌也在情理之中。脑子里有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脉络，笔下便演绎出一篇故事《东君碑》，发表在当年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屈原文化》上，给太阳人石碑这件宝物，东门头这方宝地插上翅膀，让它们飞起来，飞得更高更远。更多的秭归人知道了这件事，读了这个故事，感到无比的自豪。热议如潮，涌进我的耳中。由于地名故事要以地名为主体标目，我将《东君碑》更名为《东门头》入围。这可能还是个暂名，更确切的篇名待出版时敲定。

　　加工整理地名故事，是件严肃认真，绞尽脑汁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打不得半点折扣，必须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例子举不胜举，鉴于篇幅不再赘述。有兴趣从诸多故事中走一遭，会有所发现。

　　一是处理好精华与糟粕的关系。知情者提供的原始故事，多数是健康美好，积极向上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难免有若干不健康的糟粕。挖掘出来是一大收获，但不能一揽子收起来，必须进行鉴别与筛选。真善美的东西要保留，发扬光大；假恶丑的东西要连根拔掉，剔出干净。要给当代和后人提供健康有益、美好向上的故事，与时代契合，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服务。挖掘抢救不是拾破烂，捡渣货，而是取其精华，沙里淘金。

　　二是处理好地名与地方的关系。顾名思义，地名故事较多的是讲述一个地名的由来与成因、发展与演变，与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故事内容有所不同。但不必区分得太绝对，把手脚束缚得没法动弹。不分显然不好，将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故事大篇幅地塞进去，势必改变地名故事的性质；不融进一点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故事，会很难写，勉强成篇，也是个苍白无力，发育不正常的“畸形儿”。我的做法是用人物串联二者，挥动故事主人公的左右手，一手握住地名，一手握住地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融合而不是捏合，化合而不是凑合。

　　三是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故事写得多了，难免交叉重复，面目雷同，读后仿佛似曾相识，没有新鲜感。这是一项考验撰稿人思辨能力的细活，从酝酿整理这个故事的时候起，就要善于捕捉那个地方的独特个性。一个地名的诞生并行之久远，会有为人们接受的特殊魅力和个性特征。把此地区别于彼地的情节挖出来，详特略同，放手去写，可以避开许多反复出现的场面。我的做法是，既注重一个地方的“形”，也注重一个地方的“义”，更注重一个地方的“变”。把握住一个地名的内涵，深挖其源，开掘其流，才会把故事写好。

　　四是处理好加工与创作的关系。地名故事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是带着原始韵味的通俗文学。少数故事经过文人的加工，产生了质的飞跃；多数故事依然处于原始状态，需要文人加工整理，使更臻完美，广为流传。必须严格把握：加工整理是以原始故事为“根”，是这条“根”的生发、拓展与延伸，辅之以必要的、合理的演绎，借以增强其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切记不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融进大量的创作成分，演绎成一个现代故事，没有了原始故事的影子，失去了民间故事的特色，就变味了。水分太多，将原有故事淹没，不是加工整理的正确取向，而是路子走偏了。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该搁笔了。拼上老命最后一搏，历时一年，将这件事情做了下来。一个亦诚的心愿：给屈原故里的诸多地名插上翅膀。当我眼前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一个群鸟奋飞的动人画面时，我不禁老泪纵横，高兴得要蹦起来，飞起来。回首自顾形骸，已是心力交瘁，气血双亏，一个骨瘦如柴的干瘪老头儿，能蹦能飞吗？所幸凹陷的黑眼珠子还在转动，赚个雪人似的白头翁，抚首淡淡一笑：我赢了！

　　作者：宜昌市秭归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办公室 王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