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市民是共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力量
现代化城市里,农民工的城市化历程是个特殊的过程,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角落和边缘,正体会着户籍制度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差别、城市繁荣的诱惑与拒斥。他们能否摆脱那种“边缘人”的命运,真正融入社会的主流,成为真正的市民,对于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和谐社区意义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率由改革前的17%激增至目前的40%,由乡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城市化的主要力量,这个群体的数量已从改革前的200万激增到近2.3亿。
被誉为“三峡明珠”——宜昌市西陵区,是宜昌市的政治、文化、商贸中心和旅游服务功能区,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总部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坐落境内。辖6个街道办事处、1个乡和1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89.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6万。改革开放给西陵区带来了蓬勃生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目前,“移民”到宜昌城区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总数已达10万余人,70%集中在西陵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西陵区和谐社区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大的课题。
西陵区作为中心城区,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就业、生活,西陵区就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状况而言,数量庞大而且情况复杂,农民工就业的领域涵盖了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绝大多数行业、岗位;从其生活在城市的时间看,有改革开放初期就进城,现在已经较好融入城市社会的,也有刚刚进城,随时可能回乡或迁徙它处的;就其综合素质看,参差不齐,相距较大。西陵区现有外来人口8万多,占总人口的17%,90%以上是农民工,他们能否融入城市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实现农民工的职业转换,使失地又失业了的农民工顺利从务农职业向非农职业的方向转变,不仅安居而且乐业,无论是对农民工自身,还是对政府来说,都是一种客观现实的需求。进城农民工就整体素质来说不高,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缺乏技能,因而就业岗位差,收入水平低,资本积累困难;另一方面,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心理素养低,适应城市的能力不强。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长远大计。为此,西陵区开设的“农民工夜校”,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社区,居委会购买崭新桌椅、电教设备、娱乐器材等,将农民工按居住地段编班,邀请社区热心公益事业的教师、退休干部、医生和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组织农民工学习法律法规、行为规范、文化修养、子女教育及短期技能等等。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更注重对农民工心理素养、心理承受能力的培训,增强农民工的自信心,提高农民工的竞争参与意识,帮助农民工尽快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使农民工在文化知识和身心方面得到健康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必然牵扯到民工工资拖欠、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等一系列关系到农民工这一群体切身的利益。城市允许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但同时却拒绝承担他们在城市中完成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作为城市中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的住房、教育、健康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集体性消费资料都与这个劳动力大军无关。近年来,西陵区依托社区服务农民工方法和路径,积极为农民工排忧解难,使来者“安其居稳其业”,建成了“农民工公寓”,实行集中自主管理和服务,解决农民工“住房难”的问题;建立了“农民工之家”,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提供法律援助;开通了农民工服务热线电话,建立社区工会会员投诉站,深入辖区企业、工地大力宣传劳动法规,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社区主动同区属各类企业、辖区民营企业及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岗位信息联系机制,免费向用工单位发布农民工求职信息,扶持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创业等等。
农民工子女入学高“门槛”是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融入城市的长远障碍。早在古代,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教育公平,直接关系到农民工长远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区建设的持续发展,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农民工子女是很大的一个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打造都要求政府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承担责任有所作为。自2004年秋季学期开始,西陵区取消了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收取借读费的政策,只要“四证”俱全(父母亲的身份证,务工证明,暂住证,学生的原学籍证明),就可以与城里孩子享受同等的收费政策。近几年共接收农民工子女8578人次,减免借读费231.6万元,实现了西陵区农民工子女入学零门槛。2009年,学院街道各社区针对地处老城区、农民工集中、农民工子女课余学习无人管等问题,在18个社区开设农民工子女“爱心小课桌”,让放学早、家长无法管的农民工子女到社区做功课,组织社区工作人员或辖区志愿者为他们开展学习辅导、心理咨询、书法、棋类等辅导。“爱心小课桌”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放,每天有200多孩子“爱心小课桌”学习,深受农民工欢迎。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和其生存状况一样,也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烙印,具有“边缘性”的特点。进城农民对城市社会的参与程度过低,阻碍了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是目前城市中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将一个为数庞大的阶层的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意愿通过制度化的办法予以满足,是政府必然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工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审时度势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西陵区创新工作举措,在服务农民工工作上不仅做到从生活上帮扶、文化上充实,而且不断畅通他们反映诉求和问题的渠道,让农民工们堂堂正正、响响亮亮地走进各种选举活动,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极大调动了他们参与建设和谐西陵的热情和信心。目前,凡农民工生产、生活较为集中的社区,均有农民工代表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成员参与社区民主自治与管理。西陵区政协、工会等组织中,农民工同样占有一定比例。
西陵区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工作中,通过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但距离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服务农民工工作的形势还有一定的差距,为进一步深化措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西陵区委、区政府有了新的思路和设想,以不断促进农民工及其子女逐步融入城市文明,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一)是进一步消除认识障碍。社会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它直接造成了市民与农民工的心理隔膜和信任危机。基于群体性偏见,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要纠正认识偏差,必须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应在观念上将农民工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劳动者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仅仅看作为“外来人口”。在舆论导向上,一方面积极、广泛地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农民工最大程度的尊重,摒弃农民工素质低下的偏见;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和教育,不断内化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使农民工群体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是“市民”。农民工只有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心理认同,才能真正完成其身份和角色融合,也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二)是积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在农民工问题上,不仅要承担起主要的管理职责,而且应努力培育并健全各类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组织等,利用其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约束的功能,使其在流动人口社会化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进专业化、职业化进程,利用其帮助弱势群体、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宗旨,着力解决农民工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为农民工办实事、解难事,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应树立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理念,着力健全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机制,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提供劳动力供求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采取无偿或低偿的方式,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实用技能培训,并建立起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补贴的机制;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女儿童免疫工作,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等等。
(四)是搭建参政议政平台。发动、鼓励农民工的社会参与,落实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构筑更多地相互沟通的平台,不仅做到从生活上帮扶、文化上充实,而且还从政治上关心,精神上关爱,不断畅通他们反映诉求和问题的渠道,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让他们拥有“话语权”,成为社区“自家人”,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使来者“有其荣有其言”。
(宜昌市西陵区民政局 朱文胜 王军 周勇)

